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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出路在于科技。50年来，中国以世界7％的耕地生产了24％的粮食，养活了22％的人口，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但是，人口、资源、环境和需求的重负，底子薄、投入少、生产和技术水平低的现实，使中国农业担负着艰巨而久远的任务。
紧缺资源的替代要靠科技，技术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要靠科技，资金不足更要开发技术和人力资本。工业化社会初期，财富来源于原材料、土地和资本（凯恩斯），马克思提出了劳动价值论，而在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高度发达的当代，人力资本和技术资本成为创造社会财富的主体。罗默提出世界经济增长将主要归之于知识的“新经济增长理论”，托夫勒提出知识将是一切经济活动中最终的“替代资源”。面对全球性激烈的经济竞争，1994年，欧盟制订了“第四个科技发展和研究框架计划”；美国提出了“科技白皮书”，“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提出了“先进技术计划（ATP）”等，它们都突出了“以技术促进经济发展”的主体思想；我国也制订了“科教兴国”的战略。中国农业既要正视，但又不应沉沦于资源、基础、资金的困扰，而要清醒认识时代提供的科技机遇，这对发展中的中国更加重要和珍贵。中国要站在战略高度上，重视开发技术资本和人力资本，加速传统农业向高效低耗和可持续发展农业的轨道上转移。
抓住“质变机遇”，推动“跨越发展”科技及其对经济增长的推动是量与质、渐进与跨越交互发展的过程，要善于抓住科技发展进程中出现的重大突破的机遇，推动经济跨越发展。瓦特不是把蒸汽机说成是某一专门用途的发明，而是“大工业普遍应用的发动机”；西门子发明电机后给他弟弟信中说：“电力技术很有发展前途，它将开创一个新纪元”，正是他们深刻洞察到这种质变和革命，高瞻远瞩地提出了无限广阔的前景和机遇。诺贝尔奖得主、发明扫描隧道显微镜的罗雷尔博士提出：“曾重视微米科技的国家，必将在未来的高技术竞争中独领风骚。”回顾近代历史，从欧洲到美国，发达国家无不占科技领先之利，推动了经济和社会的进步。我们可以设想，在工业化社会发展中，谁在钢铁和机械制造、汽车和航空、电力石油以及现代社会发展中的微电子计算机、信息通讯、航空和航天、核能和激光以及生物技术等方面冲在前面，谁就能在技术和经济发展上取得主动权和竞争优势。农业也如是，在第一次科技革命中，谁能站在杂交玉米、矮化和杂交水稻、尿素合成和化肥生产、有机磷和拟除虫菊酯农药、精细灌溉的前列，建成近代生物技术推动下的育种、农药、化肥、农用生物制剂新技术体系，抢占计算机和信息技术推动下的设施农业、精确农业、宏观监控等新技术体系的先机，谁就能最有效地推动农业的快速增长。
高技术是发展战略的重点科技发展的长河中，任何时候都会有当代的一批高新技术立于技术发展大潮之巅，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在日益激烈的经济和市场竞争中，各国竞相将高技术作为推动技术和经济发展的战略高地。美国1991年约有31％的资本投向高技术产业，1996年一季度达到42％；取得经济高速发展的韩国，1982年制订了“尖端产业发展计划”，1991年又提出了“G－7计划”；以色列的“高技术立国”推动了国家的整体水平的快速提高。这是因为高技术的创新性、先进性和广泛的带动性而在产业开发上具有成本和效益上的明显优势，产品和市场上的强劲竞争力，也是改造传统产业的重大推动力。中国农业生产和科技取得了较好的进展并有一定工作基础，如果不停留于常规技术的渐进，而是乘新技术革命浪潮之风，发展应用高技术，将会有效推动农业技术和经济的跨越发展。积极发展细胞（胚胎）工程、分子遗传标记、转基因、微生物重组等生物技术及其上游研究，必将在具有重大生产意义的新的动植物品种培育、新型生物农药、动物疫苗和动植物生长调节物的研制上取得新的突破和重大进展。如能将传统化肥生产体系转移到高效优质专用复合肥料的研制和生产上来，将传统农田灌溉转移到管道输水和精细灌溉、覆盖和改土、减少土壤蒸发和植物蒸腾的现代节水工程技术和设施体系上来，以及大力推进能适合不同农区特点的工厂化种植和养殖配套设施的研制和生产，定将在资源高效利用和环境保护上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此外，加快实现农业信息化和建立3S农业宏观监测和预警预报工作系统，以及推进精确农业等，能大大提高农业生产能力和效益。高技术多是近年发展起来的，中国也有一定基础，因而起步上与发达国家差距不是很大，有些技术还可以引进。所以，充分发挥高技术的优势，推动农业技术和生产跨跃发展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发展农业科技产业是当务之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农业科技成果的量化、集成和物化成产品的程度越来越高，加上市场的发达和信息传递的现代化，越来越凸现出农业科技企业在科技成果向生产者传递中的主导作用。100多年来化肥的工业化生产发展到当今，生产含有近10种养分元素复合肥的德国巴斯福公司、生产80多种专用复合肥的日本三菱公司、经营3S精确施肥技术设施的美国AG－CHEM农化装备公司等农业技术企业，有力地推动着化肥生产和施用技术的前进。瑞士化学家斯托丁格尔（H．Staudinger）1924年发表了天然除虫菊有效成分的化学结构后的几十年间，日本住有、美国FMC等化学公司研制了40多种商品品种。比尔在19世纪末提出利用玉米品种间的杂种的可能性，沃莱斯1926年创办了世界第一家杂交玉米种子公司，现在已占有美国42％的杂交玉米种子市场和世界22％的杂交玉米种植面积的种子供应商美国先锋种子公司，是推进杂交玉米事业的名副其实的先锋。有百年历史，经营农药和化工产品的美国孟山都公司，在80年代初人们对生物技术尚存诸多怀疑时，董事长J·汉利投资1亿美元开发生物技术产品，后又投资2亿美元建生命科学研究中心，已经和近期投入市场的抗虫棉、抗虫玉米、牛和猪的天然生长激素BST和PST等10多种生物技术产品，将成为新的农业科技革命的先锋。泰国正大集团30年代以经营种子化肥起步，80年代曾占有30％以上的中国饲料市场，现已成为拥有数十亿美元资产、以农业技术产品为主体的跨国公司。这些农业科技企业，集科技生产营销于一体，资金雄厚，技术先进，机制灵活，营销手段有力，市场反应迅速。出于市场竞争的需要，一些大公司不惜以近10％的销售额从事推动科技进步。
中国曾经有一个相当健全得力的全国性农业技术推广网，在向市场经济转化初期就线断网破人散，新的社会化服务组织一时难以奏效，农业科技产业又尚在襁褓之中，这是当前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的重要原因。在向市场经济转换和经济科技不断发展中的中国，科技成果转化必然向着以企业为主体的方向发展。技术的主要功能在于推动经济和社会进步，并以产品和商品形式体现。一个国家的技术水平不能止于实验室和论文，主要应体现在企业的生产技术、能耗成本、产品质量和市场竞争力上。中国要努力克服计划经济下形成的研究与生产分离体制的羁绊，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大力发展农业科技产业，特别是农业高科技产业。它是科技兴农和把握科技革命机遇、实施农业高技术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最活跃的突击力量。
问题还在于R＆D以上战略思想和工作的实现，需要有相适应的体制、政策、计划和良好的环境等“软件”条件，但必须有资金投入的保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辉煌成就，但R＆D在GDP中所占的比例一直较低且有下降趋势。1990年R＆D在GDP中只占0．7％，1996年下降到0．48％，现在也不过0．65％左右，其中农业份额更是有限。目前发达国家一般为2．5％∽2．8％，发展中国家也在1．5％左右。以高科技立国的以色列，GDP中的R＆D份额高达3％；韩国1991∽1996年GDP中R＆D的比例由1．9％上升到3．5％。近日公布的联合国九届贸发会议的资料指出，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中的科技贡献份额是70％，东亚公10％∽40％；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6年世界科学报告》提到，世界经济合作组织27个成员国的R＆D投入占世界的85％。在科技和经济迅速发展和竞争日益激烈的形势下，强者更强、弱者更弱、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两极分化趋势日益昭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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